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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 第9节(2 / 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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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有一个部落“几千顶帐幕,只剩下三顶”。

这次种族大屠杀的死亡数字,历史上无准确记载。《准噶尔灭亡纪略》中说,屠杀了超过一百万。魏源《圣武记》说,计准部数十万户,“先痘死者十之四”,即因传染病死者十分之四,“继窜入俄罗斯、哈萨克者十之二”,最后“歼于大兵者十之三”。除了妇女、小孩被掠走当了奴隶之外,准噶尔蒙古所剩无几,作为一个大部落已经不复存在。“数千里间无一瓦剌帐篷”。

噶班沙拉勃在《四卫拉特史》中这样记载屠杀过后的场面:“准噶尔地区几经兵火,残破不堪。耕地、牧场荒废,城镇、村庄被毁,人口更是急骤减少。”很多年以后,龚自珍途经准噶尔,看见“准噶尔故壤,故库尔喀喇乌苏,若塔尔巴噶台,若巴尔库勒,若乌鲁木齐,若伊犁东路西路,无一庐一帐,是阿鲁台(即额鲁特,指准噶尔——笔者注)故种者。”(龚自珍《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》)

为了填补准部留下的土地,乾隆从各地迁移人口。其中有吉尔吉斯人、哈萨克人,有蒙古部落的喀尔喀人、察哈尔人,有穆斯林东干人,甚至还有来自满洲的锡伯人和高丽人。十多年之后,土尔扈特部落回归中国,也被安置在这片由于自己的兄弟部落被灭绝而空出来的土地上。

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,采取过许多或高明、或精明、或阴鸷的手腕。

有清一代,喇嘛教是国教,但乾隆并不信黄教。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:“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,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办法……佛本无生死,哪有转世?但是不允许转世,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,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。”(《御制喇嘛说》)

从这段谕旨看,乾隆对喇嘛教是不屑一顾的。但是,终乾隆一朝,皇帝对黄教领袖,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。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,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。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了礼遇规格。为了迎接班禅远来,他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——普陀宗乘之庙。这座庙耗资巨大,仅为其中的一座殿宇顶部镀金,就花去黄金一万五千多两。他亲派皇六子远赴内蒙古迎接,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计成本,优隆备至。
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。他多次说过“兴黄教,所以安蒙古”,“敬一人而千万悦”。他高屋建瓴,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,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,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。

但是,对于伊斯兰教,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。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,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,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。他知道,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,必然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,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。平定新疆之后,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,禁止阿訇干涉政治,高明地抑制了伊斯兰教的活力。他还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,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,从而实现以回制回,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。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,乾隆对边疆问题的处理也是十分高明的。

乾隆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、温和的一面,但他的本质毕竟是政治动物。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屠杀,固然有泄愤的因素,更主要的却是出于长远考虑。乾隆喜欢做一劳永逸、斩草除根的事。他认为他有这个能力,也有这个责任,为后世子孙消除所有威胁。

种族灭绝,在他看来无疑是消除西部边疆威胁的最彻底、最有效的办法。为了大清王朝万世永固这个最终目标,他可以做出任何决定,也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。确实,通过灭绝政策,乾隆皇帝实现了对西部中国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。

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,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努力控制西域的一个完美结果。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,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经营的目标。汉、唐、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,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都护府,但是由于距离遥远,风土不同,中央政权一直很难在这里建立直接、持久、稳定的管辖,因此,西域一直是中华帝国版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,与内地的联系时断时续,对内地的臣属也时叛时服。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最强悍的民族,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,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彻底、有力的统治。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,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,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,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。

中国的武功,自成吉思汗以来,还没有谁如此一举荡平二万余里,深入不毛之地。元代之后,中国的疆域,从来没有如此巨大,国家的统一,从来没有如此巩固。朝野上下,一致赞叹“国家如天之福”。文人学士纷纷进表上赋,欢呼庆祝。纪昀撰写了《平定准噶尔赋》,称“三十六国,咸遵正朔,浩乎大哉,此王道之极盛,而之遐躅也”。赵翼在《平定回部铙歌》则唱道:“一统车书大覆函,持盈睿虑倍寅严;从知兵甲全消日,文德逾敷万国咸。”后世史家也高度评价这一战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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