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9节（1 / 4）

听着张玉伯闹意见，宋石宪说道：“你们喝酒，不用理会我们，”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，拉赵舒翰起来，说道，“走，我们另找地方谈去，莫影响他们吃酒……”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。

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，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。当然，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，众人自然不予理会，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。

张玉伯、藩季良、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，便先回住处去。

在马车上，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，问张玉伯：“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蚀，意在推翻‘天圆地方、日月星辰绕地而行’之说，以立新学，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‘承天命’之说——崇国公意欲何为啊？”

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，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，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依重、礼聘为幕僚，又岂是平庸之辈？

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，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，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、开创新帝国，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？

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，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，以“承天命”为核心，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。便是朝国更替、确立国号，也是要依从“五行之德、彼此相克”的理论，这自然也是“帝王之术”的根本。

藩季良、张玉伯这等人物，自然不会相信“承天命”的说法，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，更是怀着“帝王将相、焉有种乎”的叛逆思想，但要帝权巩固，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。

儒家后奉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，但实际将四书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，彻底删改。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，其根本也就在此。杂学匠术兴起之后，必然会对传统的“帝权天授、承天命”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，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。

林缚因为实际的需要，立匠术兴杂学，可以理解，但他此时已经功成名就，就将要另立新朝、继承大统，他不去加强“承天命”这个理论基础，反而要去推翻这个理论基础，实在叫藩季良、张玉伯这等人物费心理量……

当然，林缚即使不需要“承天命”附会之说来巩固他的权柄，也已经将天下军政大权掌握手里，但他以后要传位于子、子传于孙，没有这一套理论，怎么成？

观星台

宋石宪率弟子、匠师数十人，林缚要陈恩泽照顾一切，将观察日蚀一事，暂时都置于海东行营军参与高丽内战之上。

宴后，其他人皆散去，陈恩泽这个济州都督反倒不能马虎，问过随从，才知宋石宪与赵舒翰往安澜山而去。

安澜山是济州城北的一座独山，高不过四十余丈，但在林缚决定令宋石宪、姜岳二人主持观察日蚀之时，也先一步命令济州这边做好准备，待宋石宪过来即进行观测日蚀。

陈恩泽近一个月都在海州，城北安澜山乃济州知县事周贵堂所选建观星台的地址。

下船后，宋石宪给陈恩泽拉到济州城里，但其子弟及一些匠师则拉着数车观测仪器先去了安澜山营地。

时间很紧迫，除了观察日蚀外，还要进一步的观测天体星象，以证“星移斗转”。

所谓的“星移斗转”，实是千余年之前，阆中天文历学宗师落下长公总结前人星学之经验，认识到随时间推移，星象在浑象（即星表）上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的一种现象；故而千百年来文人骚客，常用“星移斗转”来形容时序变迁、岁月流逝。

除了时间因素外，随着南北方向的不同，星象在浑象星表上的位置实际也会发生变化；当前淮东海商船纵横东海、南洋使用来比对南北方位的测星术，就是起源于这个原理。

宋石宪他们这次到济州来，还要顺便观察一下，在东西方向上不同的观测点，会不会发生“星移斗转”的现象。

虽说当世的天文观测手段还颇为简陋，日蚀之观察仅仅是用目视，但对星象之观测，早在数朝之前就能够制造出精密、能准确定立当年历法的浑天浑象仪来。

姜岳便是因主持监造浑天仪而名噪天下。

他所监造的浑天仪，可以说是集有史以来天文历法及机械制造之大成，仪高十丈，耗铜数十万斤，星表仪环皆用流水驱动——便是姜岳没有在杂学匠术上，为淮东所做出的种种贡献，仅以他监造浑天仪一事，就足以叫他站在当世宗匠的颠峰。

燕京陷落时，有近十层楼高的浑天仪，自然没有办法从司天监的观星台转移出来，落入燕胡之手。

不过江宁为元越之陪都，同样设有六部九寺等中枢部寺，江宁司天监也同样正常运作着。

虽说江宁司天监没有燕京那么大型的精密浑天星象仪，却也有两座从前朝传承下来的铜仪，皆大有丈余，能人置其中、以观星象。虽说姜岳、宋石宪等人有意再造一座超大型的浑天仪，只是一直没有这个精力；两座小仪，说小也不小，足以应付当前的修历所需。